湾鳄（Crocodylus porosus）作为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和顶级掠食者，其分布范围在漫长的地质历史和近期历史中确实经历了多次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受以下自然因素和环境变迁的深刻影响：
气候变化（尤其是温度波动）：
- 对温度的敏感性： 湾鳄是变温动物，其生理活动、繁殖（尤其是卵的孵化需要稳定的温暖环境）和幼体存活率高度依赖环境温度。它们无法在寒冷环境中长期生存。
- 冰期与间冰期的循环：
- 冰期（寒冷期）： 全球气温下降，特别是中高纬度地区。湾鳄的分布范围被迫向赤道附近收缩，从更北（如中国东部沿海、日本南部）和更南（如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区域撤退，退缩到热带核心区域（如东南亚岛屿、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北部）。
- 间冰期（温暖期）： 全球气温回升，湾鳄能够向更高纬度扩散，重新占据之前因寒冷而放弃的栖息地。例如，在全新世中期（约6000年前）的温暖期，湾鳄的分布可能比现在更广。
- 区域性气候事件：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等事件会导致特定区域（如澳大利亚北部）出现异常干旱或洪水，影响湾鳄栖息地的水体和食物资源，可能导致局部种群波动或暂时性收缩。
海平面变化：
- 冰期-间冰期循环的直接影响： 冰期时大量水体被锁在冰川中，导致全球海平面大幅下降（末次盛冰期时比现在低约120米）。间冰期时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
- 对栖息地的重塑：
- 低海平面（冰期）：
- 大片大陆架暴露成为陆地（如广阔的巽他陆架连接了东南亚岛屿，萨胡尔陆架连接了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
- 沿海湿地（红树林、河口、潟湖）大幅减少： 这是湾鳄的核心栖息地。海平面下降导致海岸线向深海方向推进，原有的近岸湿地干涸或转化为陆地河流系统，不再适合湾鳄生存。
- 地理隔离解除/连接： 海平面下降使岛屿与大陆相连（如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与亚洲大陆相连，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相连），湾鳄可以在这些陆桥区域自由扩散，但同时也失去了作为岛屿避难所的隔离特性。
- 高海平面（间冰期）：
- 海水淹没低洼沿海地区和大陆架。
- 沿海湿地大规模扩张： 形成广阔的红树林、河口三角洲、潟湖和沼泽，为湾鳄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理想栖息地，支持其种群扩张和向新区域扩散。
- 地理隔离形成： 海平面上升淹没陆桥，将大陆与岛屿、岛屿与岛屿分隔开，导致湾鳄种群被隔离，可能促进局域适应性进化或造成某些孤立种群的灭绝（如果岛屿太小无法维持种群）。
地质构造活动：
- 板块运动与造山运动： 长期的地质活动可以改变海岸线形态、创造或阻塞入海口、改变河流流向。例如，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抬升青藏高原，深刻影响了亚洲主要河流（如恒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发育和入海口三角洲的形成，这些大型三角洲是湾鳄的重要栖息地。构造运动可以创造新的适合湾鳄的河口环境，也可能破坏原有的栖息地。
- 火山活动与地震： 大型火山喷发或地震引发的海啸可能摧毁局部沿海栖息地，导致区域性的湾鳄种群暂时性消失或锐减。
洋流与海洋地理屏障：
- 扩散能力与障碍： 湾鳄具有惊人的长距离跨海扩散能力（借助洋流漂浮）。然而，广阔的深海区域（如太平洋深处）、强劲的不利洋流或冷水区，仍然构成了地理屏障，限制了它们向某些遥远岛屿（如太平洋中东部大部分岛屿）或大陆（如美洲）的自然扩散。历史上湾鳄未能跨过东太平洋的广阔水域到达美洲。
植被与生态系统变迁：
- 红树林的扩张与退缩： 红树林生态系统是湾鳄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海平面变化和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红树林的分布范围。海平面上升可能促进红树林向陆地扩张（如果坡度平缓），而快速的海平面上升或干旱则可能导致红树林死亡退缩。红树林的兴衰直接影响湾鳄的栖息地质量和数量。
- 淡水输入与盐度变化： 河口地区的盐度受河流淡水输入量的影响。气候变化导致的降水模式改变（如季风强度变化）或地质活动改变河流水系，都会影响河口的盐度梯度，进而影响湾鳄对不同区域的利用（它们偏好咸淡水交汇区）。
总结与关键点：
- 主导因素： 地质历史尺度上（特别是更新世以来），冰期-间冰期循环 引起的 全球气候变化（温度） 和 海平面剧烈升降 是驱动湾鳄分布范围反复扩张和收缩的最核心自然因素。它们直接决定了适宜栖息地（温暖的沿海湿地）的地理位置和面积大小。
- 相互作用： 这些因素并非独立作用。例如，海平面下降（冰期）通常伴随着气温降低，两者协同作用迫使湾鳄向热带核心区域退缩；海平面上升（间冰期）伴随着气温升高和湿地扩张，有利于其扩散。地质构造活动则提供了更长期的背景框架。
- 地理隔离与扩散： 海平面变化是导致湾鳄种群在岛屿与大陆之间反复经历隔离与连通的关键机制，深刻影响了其种群遗传结构和演化历史。
- 近期变化： 近几个世纪以来，湾鳄分布范围的急剧萎缩（如从中国南部、泰国湾大部、斯里兰卡大部等地消失）主要是人类活动（狩猎、栖息地破坏） 造成的。然而，其历史分布格局的奠定和长期动态，主要受上述自然因素和环境变迁的塑造。
因此，湾鳄今天的分布版图，是数百万年来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尤其是盐耐受性和扩散能力）与剧烈波动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和海平面）不断博弈、反复“拓疆”与“失土”的结果。
